中国2024年设定“GDP增长5%左右”的增长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当前存在的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应该如何破解？

　　就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24年国家信息中心学术年会”上专访了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杨伟民表示，目前的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增量政策将为实现5%的经济增长目标提供更多的保障。当前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现在正面临“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的重要关口。扩大需求的政策必须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既解决好当下的问题，又兼顾长远的机制建设。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经济增速目标为5%左右，如何理解这一增速目标的设定？我们注意到今年前两个月的工业生产、投资、出口等多项经济数据表现较好，对此如何看待？

　　杨伟民：今年前两个月的经济运行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一季度很可能会是一个“开门红”，这对全年的信心非常重要。另外，相对于去年和疫情期间波动比较大的增长情况来看，我认为今年全年增长会更为平稳，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甚至是抹平，价格会有所提升，就业将有所改善，出口形势也会好于去年。

　　第一是有可能。从目前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上看，加大政策支持和相关改革力度以后，5%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有了诸多表述，像“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一个完全新增的政策，一定能够发挥出投资牵引作用，进而带动经济增长。还有“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这一全新表述，改变了过去“和名义增长相匹配”的表述，为货币政策留出了充足空间，按照今年“GDP增长5%、价格增长3%”的目标，货币供应量和社融至少可增长8%。此外，“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也是要务必注意的，以此来保障财政、货币等各项政策的同向发力。

　　第二是有需要。因为中国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最近三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因为疫情影响而降低了，未来要争取把这三年失去的损失给补回来，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

　　第三是有困难。实现今年的预期目标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去年经济增长的5.2％是建立在前年增速3%的低基数基础之上，包括今年前两个月的超预期数据也有一定的因素是去年同期基数较低，所以回升的基础还是不稳固的，不能够盲目乐观。今年的目标要在去年的较高基数之上来实现，肯定是需要政府、企业、老百姓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

　　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只要有需求，就不愁增长，所以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扩大需求。当然，扩大需求的政策必须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既解决好当下的问题，又兼顾长远的机制建设。

　　杨伟民：这个观点明显有唱衰中国的意味，很荒谬。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经济体，自身的经济增长机制并不简单。庞大的市场规模等优势能够让中国在面对全球经济挑战时迅速做出反应并保持稳定增长，这不是中小经济体所能比拟的。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就像攀登珠峰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爬坡过坎。现在正面临“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的重要关口。

　　虽然近两年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出现一些波动，但并非常态。中美经济政策的周期不同步，美国高通胀、货币坚挺，是导致这种波动的原因之一。但美国货币政策可能调整，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增长，价格总水平有望回升，中美之间差距扩大的趋势将会在今年得到遏制，不会再继续扩大。

　　《21世纪》：2023年我国物价整体比较低迷，外界对中国经济通缩的担忧增多。你对今年的物价走势有何看法？

　　杨伟民：其实这种情况过去我们曾经出现过，2015年也曾出现连续46个月的PPI下滑，比现在还要更严重些，当时工业品供应过剩，工业品出厂价格一路走低，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了落后产能供给，拉动PPI回升。但那时的CPI是同比正增长，所以整个平减指数接近于0，而去年CPI也一度跌入负增长区间，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总需求不足。

　　现在对价格目标应该要做一些思路上和观点上的调整。我们过去很长时间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涨价需要严格控制”。当时控制物价主要是怕影响民生，防止各地层层加码把经济增速目标设置过高，避免经济“过热”。

　　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要转变观念，容忍价格的温和上涨，防止恶性通胀。因为温和的上涨预示着旺盛的需求，只要价格的上涨幅度控制在收入的增长幅度以下，民生还是在改善的。

　　像刚才谈到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发行速度没有与价格目标相匹配，就会束手束脚，出现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所以今年对于物价调控的新思路也能为接下来的货币政策和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新的政策空间。

　　《21世纪》：近日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对扩内需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杨伟民：这次设备更新面很广，消费品以旧换新也扩大了范围，肯定会有效地拉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其实政策还没出来之前，今年1~2月份，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5.1%，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工器具购置”同比增长17%，这一数据去年末仅仅有6.6%。企业往往会在市场不太明朗的情况下，选择较为集中地更新设备，等市场转好之后就可以扩大规模和增强竞争力。中央出台的这项政策正好也是符合企业在不同经济周期下的反应。

　　居民消费的以旧换新也会起到很大作用，去年疫情后刚开始复苏，服务业、餐饮消费增长很快，但是实物消费、新场景消费其实并不高，从今年开年的消费情况看，当前正在走向疫情后的常态性恢复。

　　《21世纪》：民营企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目前市场上有不少声音反映“宏观指标与微观感受不一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你认为今年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面还有哪些发力空间？

　　杨伟民：现在大家反映宏观和微观感觉不一样，一个因素就是刚才提到的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存在差距，而且去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3%，到今年前两个月刚刚转正，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复期。

　　而且行业和企业规模差异也比较大，像去年“新三样”行业其实是非常火热，一些传统行业则是需求不足。大中小企业里，往往是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顾及到了。

　　当前的民营经济政策，最主要还是落实“31条”，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尽快明确市场准入方面的红绿灯。二是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给民营企业理论上的定心丸。三是加强法制建设，政府的经济治理、宏观调控、行业政策、市场监管等，要切实地依法。四是完善经济治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总基调，政策要把握好时机、力度、效果。五是完善政商关系，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最近起草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也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法律，在我们国家当前这个阶段是有必要的，应当在其中明确民营经济的定义、定位、作用和立法的基本原则，明确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主管部门和协同部门。同时，还需要尽快破除市场准入的壁垒，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制度，民营经济的一些准入领域，最好能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下来，这样有利于引导长期投资。

　　《21世纪》：目前存在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其实有很大程度是受到房地产行业的拖累，如何看待未来的房地产市场走向？

　　杨伟民：住房其实是居民消费特别是消费升级的主要领域，也是最需要统筹扩大需求与结构性改革、统筹短期政策与长期制度的领域。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很大空间，9亿多的城镇人口中，有3亿左右非城镇户籍人口的住房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好满足。而6亿多城镇户籍人口中，又相当一部分属于“老破小”住宅，这部分人群对高品质住房有改善型的需求。另外，现有农村人口仍会继续向城镇集中，产生新的住房需求。

　　3月22日召开的国常会在肯定了房地产行业重要性的同时，也有了新的定位——“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还肯定了去年房地产“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的成就，再次明晰了短期内要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接下来要持续抓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进一步推动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

　　但除了短期政策，接下来还要谋划涉及长远的房地产新政，应该以“1个政策+1个体系+N个制度”构建起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也就是，系统谋划相关支持政策，对房地产既要防风险，也要促发展；完善“市场+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解决好特大城市“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改革商品房的N个相关基础性制度。这些房地产新政落地后，将有力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新质生产力时提到，“要加强重点行业统筹布局和投资引导，防止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少地方代表团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在密集讨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你对此如何看待？

　　杨伟民：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含义深远、非常宏大的经济范畴。从发展任务角度来讲，核心就是科技创新，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创新、创新成果产业化，最后形成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以此来培育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重复建设问题，其实是我们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时常会出现的问题。最早像电视、电冰箱，之后又有乙烯、石油石化，现在可能又到了新能源电池、电动汽车等行业。一定时期内能招引到的、见效又比较快的行业其实并不多，这里需要调整的是地方之间的竞争博弈思维，合理引导各地的招商引资行为。

　　另外，需要给市场放宽一些限制，提供更多的新增长点。比如最近比较火热的低空经济，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应该将低空空域很好地利用起来。更远的还有商业航天，让可以商业化的领域走向市场。这将形成一个非常大市场，创造出新的“蛋糕”，既可以创造需求，也可以拉动供给。

　　而且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意味着一味追求新产业，放弃或者清退传统产业是明显的误区。现在不同收入群体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并没有被充分满足，很多新兴产业发展也需要传统产业提供的更优质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作为支撑，需要的是不断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用更高质量的产能供给来满足更高端、更多元的经济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