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标是城市的缩影,更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气质。一座城市怎么样,很大程度上看它的地标就能知道。
当翻开任何一座当地重要建筑的投标标书,几乎都能看到“地标”二字,且都会标榜其设计是最洋、最新的地标建筑。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最洋、最高的建筑就是地标吗?我们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的建筑才是地标?
在时下的公众场中,“地标”二字背负的“恶名”不小,并成为众多网民吐槽对象。从“秋裤”、“大靴子”到“手机楼”、“河豚塔”……这些戏称的背后,实则是公众对城市建设和文化审美的负面评价。
2013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高层论坛”上,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痛批建筑界求快、求洋、求怪的乱象。在求快的指挥棒下,一些建筑师疲于应付,出现了缺乏思考、套用形式、拷贝风格的“快餐式”建筑,这种装饰和拼贴,使得我们的城市变得疯狂。
有分析指出,许多受追捧的建筑师在各地设计了大批作品,但他们或因不熟悉某地综合环境,或对当地没感情,拿出不接地气的设计。
对于中国建筑师而言,他们虽然设计房子,但却几乎从未进入过真正的决策层。因此,不仅仅是建筑师,项目的投资者和城市建设的决策者更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建筑和城市,提高审美,传承文化,缔造更美好的城市。
除了闪烁着“土豪金”的地标建筑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摩天楼也让高密度的城市更加拥挤。尤其是全球范围内,对于建设高度的疯狂追求,不禁让人感到费解:这是城市发展的需要,还是实用功能的需要?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还是人性的体现?
号称全球第一高度的长沙“天空之城”建设者,曾在2013年称4个月就可完成地上202层、838米的建设。然而事实却是:从宣布奠基至今,此前准备建造天空之城所挖出的十几米深的基坑,变成了一个废弃场。目前尚未有复工迹象。
据知情人士透露,该项目因没有完成相关法定的报建手续,被有关部门叫停,项目在可建度、安全性能、能源环保等方面均缺少科学论证和相关审批。这种盲目兴建摩天大楼而忽视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人的舒适度、安全性和当地文化的疯狂行为当然是不可取的。但面对城市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建设超高层建筑仍然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
11月21日,“绿色天际线·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世界超高层建筑领域著名专家阿德里安·史密斯说,“超高层项目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标志性建筑,而是需要成为真正的多功能建筑模式,解决当今城市人口的密集和用地以及对建筑面积需求的一种解决方案”。
在未来,城市仍然需要建设高层建筑来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不同的是,超高层建筑应具有复合的功能、较低的能源消耗、安全的疏散性能、便捷的交流方式,像一座微型城市一样实现高效、宜人的运转。在刚刚公布的“碧桂园·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国际设计竞赛”的晋级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对这一理念的关注,这也是建筑界大师们对于地标建筑的建设准则。
这一问题早在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中就得到了解答,“在我们的时代,现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纯体积的视觉表演,而是创造人们能够在其中生活的空间。强调的已不再是外壳,而是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建筑,而是城市组织结构的连续性”。
建筑不是一个个体,应首先要满足人和城市发展的需求,并保持互相间的紧密联系和呼应,这将有助于建设和谐的环境。
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卡斯滕·哈里斯先生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建筑应该是对一个时代最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他在其著作《建筑的伦理功能》中写道“建筑不仅表达,而且想要表达文明的价值和有关的东西。”因此,在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变革冲突中的当代社会,文化是城市的内核和灵魂,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凝聚力和发展活力的城市。建筑要表达本土的文化特征和精神气质,要承载人们真正的生活需求和情感。
11月21日,在“绿色天际线·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香港著名建筑师严迅奇讲到建筑与文化的关系时说,“每一位建筑师总为设计‘不同’的建筑而自豪,但‘不同’并不是一种设计哲学。建筑超越了艺术,它是文化的体现。文化源于过去,体现在现在。它是关于当代生活和当前的态度,由过去、空间、材料、美感和价值的平衡来调和。所有这些都是设计建筑的基本要素。”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李翔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地标对场所文化形象的确立非常重要,但地标不仅仅限于视觉,它可以是活动、事件,引发了一种讨论,一种分享甚至是一种争论,标志了某种转向或颠覆了对某一传统的认知,通过它所蕴含的文化、历史、价值呈现其作为地标性建筑的特点。”
一个真正独特的建筑,并不是单一地追求某种风格或技术,也不是以自我审美为中心的想象和表达。如果说建筑是真实的和互相关联的,它应该呼应历史,表达其所属的场所和年代,体现独有的特色。
广东省博物馆设计师、香港著名建筑师严迅奇在“绿色天际线·森林城市地标建筑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作题为《文化重系》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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